中國新型干法水泥實現了“低投資、國產化”后，進入21世紀以來, 尤其2002年以來，新型干法工藝開始了雨后春筍般地蓬勃發展，結構調整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到2004年新型干法水泥已占三分之一，新型干法熟料生產線499條，熟料產能3.3億噸。預計2005年底新型干法生產線將達到626條，熟料產能達到4.6億噸，形勢確實喜人。但是大好形勢下也隱含著不容忽視的問題，那就是：不能理性看待市場，忽視了水泥工業的合理布局與合理規模，以至于某些地區出現了投資過熱、盲目擴張、重復建設、“搶地盤、占山頭”等現象，不切實際地追大求快。如華東地區某省截止2004年底，己投產的新型干法生產線70余條，其中5000t/d 熟料生產線12條，2500t/d生產線30條，1000~1500t/d生產線30余條，新型干法生產能力己達7000余萬噸。正在建設中的2500~5000t/d生產線還有若干條。試問這些生產線都投產后，產品銷往哪里？市場、資源、能源、運輸等條件是否有保障？是沒有多少人能講得清的。該省有的民營企業甚至還盲目追“星”、“東施效顰”，海螺集團在哪里布點，他們也跟著在哪里布點。例如明知銅陵是海螺的主要熟料生產基地之一，在此海螺已建有2條4000~5000t/d、2條10000t/d熟料生產線，而有些頭腦發熱的“企業家”，還要在銅陵再建3條5000t/d生產線，不知他們究竟有何競爭優勢？

    有業內人士發問：缺乏理性的盲目發展，引來的苦果由誰來吞噬？答案很簡單——咎由自取。就拿前面提到的某省情況來看，現在己嘗到了發展過多、過濫的苦頭，在2004年煤、電、油、運全面緊張的瓶頸制約和市場大大供過于求的形勢下，生產成本一再飆升，產品價格一路下滑，許多企業苦不堪言，有些項目騎虎難下，由“投資饑渴”己變為“投資憂慮”。然而最受損失的還是國家，因為水泥產業是屬資源依賴性強、資金密集、工藝專一的窯爐工業，一旦配置失誤，很難轉產其它產業。這不僅破壞了正常的經濟秩序，而且還擠占了國家有限的資源、運輸和財力，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失。

    現在水泥工業發展是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產業政策提倡發展新型干法、淘汰落后，結果有人就不分布局是否合理、不分地點條件是否具備，凡上新型干法生產線就一概支持，好像新型干法“天然合理”、“放置四海而皆準”，怎么都不覺得過分。產業政策強調規模經濟“上大壓小”，對此有人就片面認為“規模越大越好”。結果造成有些地方新型干法生產線過分集中或規模超前，不僅沒有達到用新型干法淘汰落后“小水泥”的目的，反而形成新型干法與新型干法爭斗、“打架”的局面。有鑒于此，筆者之所以提出要關注水泥工業的布局和規模問題，意在拋磚引玉，引起有關方面對這個問題的重視，走出“誤區”，以科學發展觀引領水泥工業可持續健康發展。

二、合理布局的概念及布局模式演化

    產業布局是產業結構在空間地域上的投影。任何社會經濟活動總是要落實到一定的區域或地點。不同的產業部門具有不同的分布形態，不同的區域又具有不同的產業結構。即使在同一地區，不同的發展階段其產業結構也各不相同，因而產業布局在空間上表現出不同的分布形態。對于某一地區來講，究竟應選取何種布局模式，應根據區域條件、產業結構特點及發展階段來確定。產業布局所要探究的是布局最佳區位，唯有在能滿足自然、技術、經濟、社會等要求的前提下，才能獲取最佳效益；否則，便難以實現或不能持續、穩定地取得良好效益。

    從點狀布局——點軸布局——網絡布局，是產業布局模式演化的一般規律，它反映出隨經濟發展不同階段動態變化的特征。水泥工業是屬“遍在型”的產業，這是由石灰石資源的遍在分布及水泥產品屬性所決定的。但其布局模式不同階段體現出不同特征。解放前的我國水泥工業布局多以城市為重心，例如唐山啟新水泥廠、濟南水泥廠、廣州水泥廠、重慶水泥廠、上海水泥廠、華新（黃石）水泥廠以及東北的大連水泥廠等幾個老廠都位于市區。解放后，從“一五”至“七五”（1953-1990）基本上是計劃經濟時期，大中型旋窯企業強調的是均衡布局（即每省至少有一個大中型旋窯廠）。國資企業的水泥主要由國家調撥，運輸方式主要依靠鐵路，礦點選擇一般在鐵路沿線找礦，以便工廠專用線接軌，故工廠多靠近石灰石礦山。這一時期建設的大多數水泥企業，基本呈現出“點軸布局”模式。當然，在“文革”和“戰備”期間，還有另外的“插曲”，那就是為滿足地方建設需要，體現“三就”（就地取材、就地生產、就地消費）而遍地開花發展起來的“小水泥”，以及為戰備需要而“分散、靠山、隱蔽”的三線建設項目，如四川的峨眉水泥廠、渡口水泥廠、貴州的水城水泥廠、湖北的光化水泥廠等就是在這一指導思想下建成的。“八五”以后（1991年至今），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步伐加快，逐步完成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水泥投資主體呈現多元化，市場的導向作用逐步得到發揮。同時，水泥運輸方式也發生了根本變化，人們逐漸認識到公路運輸的靈活性和水路運輸的巨大優勢。全國經濟水平的普遍提升，拉動著水泥工業的快速增長，到“十五”中期己形成“網絡布局”的架構雛形，并涌現出一批引領行業蓬勃發展的大型企業集團。這些大型企業集團，又圍繞“三大經濟圈”——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灣三大水泥消費熱點地區，以及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戰略布局。如水泥界領軍企業——海螺集團率先實施原國家建材局提出的水泥工業沿江沿海布局的“T”型發展戰略，充分顯現出發揮沿江沿海水運的優勢；山水集團提出“以濟南為中心，沿膠濟鐵路東進西擴、南北輻射”的戰略布局；冀東水泥股份公司制定的“三北”（即壯大華北、挺進東北、開拓西北）戰略布局等，都充分體現出與國家總體發展戰略相適應的布局特點。值得一提的是：近幾年來，我國在處理水泥市場與石灰石資源分布不對稱的矛盾方面，呈現出鮮活的布局特點，即在有資源的地方建熟料生產線，在有市場的地方建粉磨站，突破了企業組織結構青一色“全能廠”的格局。并通過兼并重組、優勢互補、資源整合、市場整合等實現做大做強，提高了經濟效益，開創了布局結構的新局面。

    布局問題是體現產業戰略規劃正確與否的核心。布局的失誤是先天性的，會給企業帶來終生難以挽回的被動。在計劃經濟時期，產品由國家調撥，企業感覺還不明顯。而到了市場經濟時期，企業感覺就不同了，由于布局的區位不佳，往往給企業老板帶來不少煩惱。就拿廣西柳州水泥廠來說，位于太陽村，計劃經濟時期算是很不錯的企業，廠長很好當。但到了市場經濟時期，廠長就不那么好當了，因為水泥要銷往廣東市場，區位不如黎塘，更不如貴港，所以決定另選礦點，到更靠近廣東又臨西江的平南縣建新廠。

三、規模經濟與合理規模

1、什么是規模經濟

    規模經濟是指當生產某一產品所增加的規模減少了單位生產成本時而導致的經濟。規模經濟是說明各種生產要素增加，即生產規模擴大對產量或收益的影響。當生產規模擴大的比率小于產量或收益增加的比率時，就是規模收益遞增。當生產規模擴大的比率大于產量或收益增加的比率時，就是規模收益遞減。當這兩種比率相等時則是規模收益不變。規模經濟是以一定的經濟規模為基礎的。而經濟規模是指生產要素的集中程度。生產力要素組合的不同層次和方式，形成不同的經濟規模。經濟規模就其范圍來說，可分為行業經濟規模和企業經濟規模。行業經濟規模反映的是行業總體的生產經營能力；企業經濟規模則反映企業的生產經營能力。規模經濟的基本涵義是指在技術水平不變的情況下，N倍的投入產生了大于N倍的產出。在一定的規模限度內，企業規模擴大后，產量或效益的增加幅度會大于生產規模擴大的幅度。隨著產出的增加，單位產品的成本會逐步降低。然而經濟規模不等于規模經濟，市場競爭關鍵是看收益比。規模大小是企業系統要素之一，但文化制度、技術、管理等也是重要要素。企業連年虧損肯定是某個環節出了問題，就是“木桶原理”所指出的，決定木桶能裝多少水，不是看哪塊木板最長，而是看哪塊最短。如果由規模經濟變成規模不經濟（即規模效益遞減），規模再大也是沒有用的。

2、合理規模的概念及影響因素

    水泥工業企業的合理規模，是指在一定條件下，以滿足水泥消費需要為前提的企業最佳規模。它是隨技術水平、經濟水平、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變化的。合理規模不是孤立的、靜止的，而是一個動態概念。水泥企業合理規模的標志應該是：在一定的環境條件下，單位產品投資最小、原燃材料消耗最少，技術裝備最合理，勞動生產率最高，單位產品市場成本最低。從宏觀角度看，符合生產力合理布局的要求，物流順暢合理，工廠規模與市場需求相適應。

    決定水泥企業規模的影響因素有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外部因素包括工業布局、市場需求、地區經濟、運輸條件及水、電條件等；內部因素包括礦山資源、技術裝備、生產組織等。選擇合理的規模就是把上述兩類因素統一起來，保證在生產和流通兩個方面，達到最低的勞動（包括物化勞動與活勞動）消耗和最好的經濟效果。現將主要影響因素分述如下：

（1）工業布局與工廠規模的關系

    合理的工業布局是提高社會生產經濟效果的重要條件之一。而工廠規模是體現生產力布局的一個重要方面。工廠規模的變化，很大程度上又影響著工業布局。改善工業布局不僅包括對企業在地理分布上的調整，也包括對企業規模的調整。因此，工廠規模應服從國家或地區整體戰略布局的需要。

（2）水泥消費量與工廠規模的關系

    在符合布局要求的前提下，水泥工廠的規模，首先決定于在經濟運輸半徑范圍內的水泥消費量。可按下式計算：

Q=π·R·R·q

式中：Q-工廠規模  (噸/年)

      R-水泥的經濟運輸半經  (公里)

      q-水泥消費密度  (噸/平方公里·年)

      q=q1·q2

        q1-按人口計算水泥平均消費量  (噸/人·年)

      q2-水泥消費范圍內的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水泥消費密度可以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達程度。我國東部沿海地區水泥消費密度較大，工廠規模一般比消費密度較低的中、西部地區要大。在水泥消費密度較大地區的工廠規模過小，或在水泥消費密度較小地區的工廠規模過大，都是不合理的。

（3）礦山資源與工廠規模的關系

    水泥原料資源主要包括石灰石和硅鋁質原料，尤其石灰石礦山資源對工廠規模起著最直接的制約作用。我國是世界上石灰巖礦資源豐富的國家之一，除上海、香港、澳門外，在各省、直轄市、自治區均有分布。據有關地質部門統計，全國石灰巖分布面積達43.8萬平方公里（未包括西藏和臺灣），約占國土面積的1/20，全國已發現水泥石灰巖礦點七、八千處，其中已探明儲量的有1200多處，儲量600億噸。但具體落實到某一地區或某一地點來說，雖有石灰石資源，但其儲量或質量不一定能滿足一定規模建廠服務年限的需要，尤其大中型水泥廠要考慮能滿足30~50年以上的需要。因此，建廠規模一定要與資源條件相適應。

（4）運輸條件與工廠規模的關系

    水泥是一種體重、量大、低值的“短腿”產品，由水泥生產到市場消費之間的運輸條件及運輸費用對決定工廠規模極為重要。

    不同運輸方式的運價率不同，其合理的運輸距離也不相同。一般來說，公路運價率最高，鐵路次之，水運最低。因此，采用公路運輸時合理的運距應小于鐵路，采用鐵路運輸時合理的運距應小于水運。

    在相同的水泥消費密度下，工廠規模增大，消費半徑就增大，運輸費用也隨之增大。當運輸費用的增大超過規模增大所帶來的經濟效益時，則應適當縮小工廠規模。

    如何衡量運輸的經濟性？通常以水泥運輸費用占生產成本或銷售價格的比重作為衡量標準。不同國家允許運輸費用所占的比重是不同的。西方發達國家允許水泥運輸費用占生產成本的30%~40%；發展中國家一般控制在30%以下。根據我國的運輸條件，水泥的運輸費用對生產成本的比例控制在30%左右是比較合理的。

四、合理規模數學模型探討

    假定在建廠諸條件都能滿足的情況下，水泥工廠的規模主要取決于水泥的需要量。而確定合理規模則是對各方面的因素綜合平衡，以期得到較好的經濟效果。數學模型的方法是抓住決定工廠規模的主要因素，如水泥消費量、生產成本及運輸費用加以綜合概括。

    在一般情況下，工廠規模增大，生產成本降低。但當水泥消費密度一定時，工廠規模增大，水泥的消費半徑也隨之增大，所花運輸費用也要相應提高。而當規模增大到一定程度時，降低的生產成本就會因增加運費而抵消，這時工廠規模繼續增大就不再是經濟的了。因此，在一定的水泥消費密度下，工廠規模有一極限值。瑞士學者羅伊斯（A.K. Reuss）從這一觀點出發，根據生產成本和運輸費用加在一起的總成本最低值，來計算水泥工廠的最佳規模。他把世界分為發展中國家和工業化國家兩類情況提出如下數學模型：

發展中國家：Q=766265q（0.34906）——（1）注：括號內為上標

工業化國家：Q=1097760q（1/3）——（2）注：括號內為上標

式中：Q-工廠最佳規模（噸/年）

 q-水泥消費密度(噸/平方公里·年)

    羅氏模型以水泥消費為基礎，從水泥生產成本加上運輸費用的最低值來確定最佳規模的思路是可取的。但按該模型計算出的最佳規模偏高，原因可能國外的運輸費用及勞動力價格與我國有較大的差別。結合我國的具體情況，對羅氏模型公式（1）的常數項進行了修正，修正后的公式為：Q=255000q（0.34906）——（3）注：括號內為上標

    根據我國2004年各省、直轄市、自治區統計公布的數據，預測2010年各地區水泥需求量，并按數學模型（3）對我國不同地區水泥工廠合理規模進行了測算。可以得出，全國六大行政區工廠平均合理規模可分為五個層次：華東最大，西北最小。依次是：華東（226萬t）>中南（178萬t）>華北、東北（125~126萬t）>西南（106萬t）>西北（80萬t）。全國平均135萬t。

    應說明的是，這只是預測2010年各大區、省（市、區）分片平均工廠合理規模的參考值，具體到每省每地區而言，工廠合理規模的大小要按具體條件確定，該大則大，該小則小，如靠近大城市或沿江沿海水運方便的地方規模可大些，相反消費密度低、交通不便的地方規模可小些。而且合理規模是一動態概念，隨著地區經濟水平的不斷提高，水泥消費密度不斷上升，合理規模也應隨之變大。

    2004年我國大中型水泥企業1238家，水泥產量6億噸，平均規模48萬噸。如果以全國水泥總產量9.7億噸、水泥企業5000家計算，平均規模不足20萬噸。可見規模結構調整的任務依然很繁重。目前國外水泥企業平均規模為90萬噸，美國平均為83萬噸。亞洲海運較發達的國家水泥企業平均規模比較大，如日本平均為200多萬噸，韓國400-500萬噸，泰國500多萬噸。

五、走出誤區

    目前在我國水泥工業發展中，程度不同地存在著一些使人不以為然的“誤區”。有些提法看上去具有正面意義，但如果不結合實際作理性考量而盲目追求，容易步入誤區，影響水泥工業合理布局和合理規模。下面茲舉幾種現象提出看法，供商榷。

    水泥消費“拐點”的誤區

    “拐點”本來是數學專用術語，即二階導數為0那一點，“拐點”的左右兩側符號相反。近來經濟界也泛用“拐點”這一術語，表示經濟周期轉折點。我們水泥業內人士則用“拐點”的稱謂來預測我國水泥消費的“最高點”。筆者認為，用“拐點”一詞來表示水泥消費“最高點”的稱謂是不科學的。因為：第一，拐點≠最高點≠飽和點（平衡點）；第二，容易誤導消費預期。既然本意是預測水泥消費的“最高點”，倒不如叫“峰值”更貼切，國外即稱該點為“峰值”。如歐洲的法國、奧地利、希臘、意大利、英國等國均在20世紀70年代出現“峰值”，人均最大水泥消費量600~700公斤；前蘇聯、民主德國、南斯拉夫、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等東歐國家80年代出現“峰值”，人均水泥最大消費量650~780公斤；亞洲的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90年代出現“峰值”，日本人均水泥最大消費量700公斤，韓國、新加坡1噸以上。發達國家唯獨美國未出現“峰值”，原因可能有二：一是美國未受到二次世界大戰的破壞；二是建筑結構有別于其他國家，其鋼鐵產量比水泥產量高，鋼結構的建筑比重較大。“9.11”事件后，美國建筑結構有所改變，水泥消費量才有所提升，由原來的人均300公斤左右，上升到2003年的390公斤。

    有人預測我國水泥消費“拐點”出現在2020年左右，水泥消費總量13億噸左右（此時人均消費量達930公斤）。人們往往將此點理解成“飽和點”并作為追求的標桿。但如前所述，“拐點”不等于“峰值”，更不等于“飽和點”。根據國外的變化規律是：水泥消費量達到“峰值”之后的幾年，還要回落15%~20%才是真正的“飽和點”或“平衡點”。因為這時建設高峰期己過，進入動態平衡的穩定期，水泥消費量已不再隨GDP的增長而增加。由此可見，發展中國家如果按“峰值”配置水泥生產能力，勢必有一天將有15%~20%生產能力因過剩而被呆滯。

    行業“集中度”的誤區

    行業“集中度”是指在規模上處于前幾位企業的產量之和與整個行業總產量之比（用CRn表示）。目前我國水泥行業集中度還比較低，提倡企業大型化、集團化并通過兼并、重組、擴張來提高集中度，對整合市場、整合資源，無疑是十分正確的，今后仍應繼續努力。筆者不敢茍同的是，有些業內人士用國外某些國家的集中度指標和中國對比，誤導我們的企業片面求大，不切實際地擴張規模，追趕國外的所謂“集中度”指標。有人曾用美國的例子與我國對比，說我國的水泥企業集中度大大落后于美國。不錯，美國前五家水泥企業的集中度CR5=44.2%，前十名集中度CR10=64.8%；而2004年我國前五家企業集中度僅為9.9%，前十名集中度僅為12.2%。然而殊不知我國海螺一家企業的產量（5584萬噸）比美國的前五家之和還要多，我國前五名產量之和（9579萬噸）相當于美國的總產量。我國總產量基數幾乎是美國的10倍，這怎么好比呢？

    熟料“基地”的誤區

    在有石灰石資源、交通又比較方便的地方建熟料生產線，在有市場且有混合材的地方建粉磨站，是近來我國水泥工業值得肯定的一種發展趨勢。但筆者不能贊同的是：不分青紅皂白凡建熟料生產線的地方統稱熟料“基地”，似乎將“基地”的概念過于泛化了。因為水泥工業的石灰石資源分布是遍在的，不像鋼鐵、煤炭工業那樣因受資源的制約必須搞些相對比較集中的“基地”。水泥熟料屬性是低值的、不適于遠運的半成品，有無必要像鋼鐵、煤炭那樣搞什么“基地”？即是要搞“基地”也應是有條件、有選擇性的，譬如石灰石資源十分豐富，能滿足規模巨大的生產線的長期需要，運輸半徑經濟合理且有保證，像海螺集團沿長江所布的熟料生產點那樣確實符合熟料基地的條件和含義。然而絕大部分所謂“基地”并不符合上述條件，而是“寅吃卯糧”，本來石灰石資源就很有限，可是為建“基地”不得不吃子孫的“糧”，不知何以持續下去？甚至有的目標市場不明確，或一廂情愿地瞄準大家都去瞄準的某一市場（如上海），或運輸條件不落實等等，就輕意拍板建“基地”，這是不符合科學發展觀的。

    水泥“出口”的誤區

    在我國的水泥出口貿易中，常出現時冷時熱的現象，當國內市場疲軟時，大家競相出口；當國內市場暢銷時，出口明顯降低。近來國內水泥市場競爭激烈、價格下滑，有些企業又將出路寄托在“出口”上，認為雖然出口價位也不高，但可用享受13%的退稅待遇來彌補。

    然而隨著我國對外貿易領域的不斷拓寬，出口產品的結構己發生了很大變化，高耗能、低附加值出口產品的比重日趨下降；低耗能、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的出口產品比重日趨上升。加上國內經濟的高速增長，能源供應十分緊張，國家對“三高”（高能耗、高資源消耗、高環境污染）產品的出口將逐步實施嚴格的限制政策，從逐步遞減直至加收關稅。從長遠看，在我國能源賦存量并不富足甚至短缺、環境壓力又很大的情況下，出口水泥實際上是不合算的。倒不如將注意力轉向出口技術、裝備及水泥工程承包，并應鼓勵有實力的企業到境外辦廠，拓展國際市場空間。

六、幾點建議

1、水泥行業要堅定不移地執行即將出臺的產業政策，在強調工藝技術、結構調整的同時，更要關注布局和規模結構的調整，“有保有壓、區別對待”，尤其要嚴把總量控制關。

2、相關部門要建立行業預警機制，定期發布行業發展動態信息（如各地區在產、在建、擬建生產線的配置情況、市場供需情況及價格走勢等），并及時發出警示，引導行業健康發展。

3、統一統計口徑，規范統計方法。目前我國實施水泥新標準后，己基本與國際接軌，但由于品種標號繁多、混合材摻入數量不等，水泥總產量統計數據不能反映真實情況，給數據對比、分析研究帶來困難。建議今后熟料與水泥產量分別統計，上報的數據統一換算為不加任何混合材的硅酸鹽水泥（P.I）數據。

4、嚴格執行規范，加強質量監督。發現有些企業不能嚴格執行各類水泥標準關于混合材摻加量的規定，如有的水泥中混合材摻入量已達到30%，而仍冠以普硅（P·O）名義出售。建議各級質檢部門擴大質檢范圍，研究混合材摻加量的檢測方法，增加對混合材摻入量的抽檢管理。今后應強化遵規意識、誠信教育和定期抽查等工作，促其樹立良好企業形象。對于那些弄虛作假、產品名不符實的企業，要嚴加處罰并在媒體上公開曝光。

5、修改“大、中、小”規模含義，提升企業產能標準。建議將大、中、小企業的規模標準分別修訂為：小型<60萬噸/年，中型60~100萬噸/年，大型>100萬噸/年。（中國水泥網  轉載請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