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已走過一半，中國的新型城鎮化改革方案并沒有按原定計劃出臺，官方消息稱要延遲到今年年底才正式公布相關的改革政策。

　　方案制定“慎重”，恰從一個側面反映其頂層設計的難度。目前，中國的城鎮化率已達到52%左右，距發達國家水平仍有較大差距，但現階段城鎮化面臨的主要矛盾已不是速度的快或慢，而是集中在農村轉移人口的安置上。

　　長期以來，龐大的農民工群體徘徊在城市與農村之間，他們或在城鎮就業，卻沒有享受城鎮居民的權利，或在農村擁有土地，卻已不事農活。近年頻發的“民工荒”、“返鄉潮”等現象，正是農民工就業不穩定、融入城市困難的印證。

　　顯然，未來5到10年，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在強調城鎮化經濟屬性的同時，將更加注重其以人為本的民生屬性，即所謂“人的城鎮化”。這實質就是強調城鎮化的質量，強調不再是直接拉動基建的造城運動，不再是簡單的人口聚集。

　　那么，如何才能讓農民工在城鎮“落地生根”呢?當前首先要面臨的問題是戶籍制度與土地制度的改革，也就是要“賦權”，讓已有的和新增的農村轉移人口享有和城鎮居民一樣的權利。

　　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表示，中國的城鄉障礙已逐步發展為區域障礙，必須進行戶籍制度改革，推動數億農民融入城鎮，拉動內需，帶動消費。而土地短缺問題亟須通過土地確權和使用權資本化，增加土地流動性，使城鄉資源在流動中得以整合。

　　雖然制度層面改革的難度已經很大，但新型城鎮化僅停留于此則遠遠不夠。比如，如果戶口的放開不能和社會財富的創造相協調，結果很可能導致貧民窟的涌現，或者說放開戶口也可能帶來低質量的城鎮化。

　　因此，“賦能”即提升農民工的就業質量同樣迫切。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城市，我們經常會看到很多農民進城后大多靠出苦力維持生計，就業質量并不高，當然不是說不需要這類的工作，而是說完全靠這類工作不僅不能為產業結構升級、經濟轉型提供合適的勞動力，也不利于他們本身的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擔憂現在農民工的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可企業用人成本正在趨高，一旦轉向高端產業，很多人會因此失業。他對此呼吁，政府應該投入比正規教育更多的錢重新培訓農民工。

　　中央提出的“就業優先戰略”應放在更為突出的位置，從而使農村轉移人口素質的提升適應于城鎮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新生代農民工只有具備了勞動力市場所需要的素質和技能，才能實現穩定就業。

　　按照有關部門的預測，中國城鎮化快速發展還將持續相當長時間，到2030年，城鎮化率將達到65%左右，各類城鎮新增人口將達3億多人。

　　中國推動新型城鎮化，既要面對農村轉移人口“存量”的優化，又要面對“增量”的壓力。數億農民工在實現職業轉換、地域轉移和身份轉變的同時，還要追求就業質量的提升，面臨的挑戰十分嚴峻。

　　某種意義上講，或許“農民工”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稱呼逐漸淡出，將真正標志著中國初步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