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許多地區空氣質量日益好轉，但臭氧污染這一名詞卻頻頻出現。

監測數據顯示，2019年，全國337個地級及以上城市臭氧濃度同比上升6.5%，以臭氧為首要污染物的超標天數占總超標天數的41.8%，導致全國優良天數比率同比損失2.3個百分點。

一般來說，臭氧的來源分為自然源和人為源。人為源的臭氧主要是由人為排放的NOx、VOCs等污染物的光化學反應生成。當人類生活區周邊的臭氧濃度超過一定限值，就將造成灰疆和光化學煙霧等污染，嚴重影響正常生產與生活。

臭氧污染形勢為何如此嚴峻？

談到臭氧濃度節節攀升的原因，一方面，是臭氧前體物NOx和VOCs的排放量依舊居高不下。近年來，高架源（工廠煙囪等產生高空排放的污染源）的NOx治理有一定成效，但移動源和大量工業爐窯的NOx排放下降不顯著。VOCs防治也面臨排放源點多、分散，治理基礎薄弱的問題。

其次，極端天氣頻發。正如PM2.5污染在秋冬季的靜穩、逆溫氣象條件下多發一樣，夏季的高溫強輻射以及少雨低濕的氣象條件也是光化學反應發生的“溫床”。受持續高溫炎熱天氣影響，今年4月26日開始，我國東北中南部、京津冀及周邊地區至汾渭平原、成渝地區、華南地區均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臭氧污染，全國168個重點城市中有149個城市出現臭氧超標。

此外，從全球范圍看，歐洲、美國、日本等北半球國家及地區近幾年臭氧濃度也呈增長趨勢。

治理臭氧污染 水泥行業奮勇爭先

近日，在生態環境部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生態環境部大氣環境司司長劉炳江指出，與去年相比，2020年大氣污染治理的最大變化是，針對臭氧濃度上升問題，夏季將實施VOCs（揮發性有機物）綜合治理攻堅行動；已經啟動的“十四五”大氣污染防治專項規劃編制中，特別針對臭氧的兩項前體物VOCs、氮氧化物設計減排目標。

氮氧化物減排，水泥企業自然要“首當其沖”。

近日多省市發布的助力臭氧治理的相關政策也對水泥企業提出要求。譬如四川印發的《四川省2020年臭氧污染防控工作方案》中就表示，要推進水泥、玻璃、陶瓷等行業差異化錯峰生產管控。

浙江金華市將緊扣PM2.5（細顆粒物）和臭氧濃度的“雙控雙減”，為進一步挖掘減排空間，計劃用兩年時間，對水泥生產企業實施超低排放改造，改造后顆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濃度不高于10、35、100毫克/立方米，排放水平將遠遠超出國家現行標準。

重慶市全面啟動今年夏秋季臭氧污染防控攻堅行動，要求各區加快推進水泥企業氮氧化物治理任務，督促水泥等重點行業脫硝設施正常運行、達標排放，并通過一系列環保優惠政策，鼓勵企業開展深度治理。同時要引導水泥等重點行業錯峰、調峰、調序，減少高溫時段污染物排放。

總體而言，水泥企業助力臭氧治理，主要通過夏季錯峰及超低排放兩種途徑。今年是“十三五”規劃收官之年，當前，污染防治攻堅戰有力推進，部分地區已展開夏季錯峰行動，隨著全國對此事的日益關注，或將引來全國開展臭氧防治行動，水泥企業夏季錯峰生產也將不可避免。

但需要注意的是，根據工信部、環境保護部2016年發布的《關于進一步做好水泥錯峰生產的通知》，2020年將成為在水泥行業推進錯峰生產的最后一年，未來是否繼續施行有待商榷。

在此背景下，筆者認為，超低排放是水泥行業推動臭氧治理的不二選擇。

作為體現行業社會責任的核心，也是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科學論斷的切實需要，水泥企業有必要利用當前利潤高漲創造的良好環境，加快超低排放改造，為臭氧治理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時也是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渠道。

如何才能制定合理的超低排放標準？筆者認為標準既要與當前行業實際相符合，也需要相應的技術作為支撐。以討論最為熱烈的氮氧化物為例，有地方將原先400mg/m³和320mg/m³的標準驟降至50mg/m³，相關環保企業也對外宣稱自己擁有可靠的技術幫助水泥企業實現這一排放標準。但從實際情況來看，絕大多數企業的技術尚處于一兩個案例試用階段，并不能稱之成熟可靠，還處于探索、摸索中。

一方面，標準制定應該考慮水泥企業的承受能力，考量投入與產出的比例關系。避免過度治理，給企業造成不必要的負擔，這是不長久的環保政策。

另一方面，我國水泥布局是和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的，與人口分布類似。此外，我國大部分地區冬夏季風來源不同，大氣的自凈能力也不相同。所以在制定超低排放標準之時，應當將這些因素考量進去，開展環境基準研究，讓標準更加靈活，更貼合實際，而不是“一刀切”。

綜上，遏制臭氧污染，水泥企業需未雨綢繆，加快推進超低排放改造，助力行業綠色發展。但如何更“穩”地走好超低排放之路？水泥行業和各有關部門還有很多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