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注：9月22日-23日，“2016第四屆中國水泥節能環保技術交流大會”將在蕪湖海螺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屆時業內專家及企業代表將就水泥行業節能環保發展大計展開深入交流并參觀銅陵海螺水泥窯協同處置項目，敬請期待。

  在廣東省東莞市，這個改革開放以后快速發展起來的工業化城市一度是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縮影和名片，但是2009年，包括央視在內眾多媒體的報道卻讓這個“光鮮靚麗”的新興城市蒙上一層陰影。

  東莞市虎門鎮遠豐村，一個400余人的小村莊，在漫長的時間長河里，一直和中國大多數普通村莊一樣“默默無聞”，直到村后垃圾山建成后，6年間9人得癌癥死亡，被國內媒體冠以一個刺眼的名字“癌癥村”。

  遺憾的是，遠豐村的遭遇并非個例，2013年2月環保部以官方文件形式，首度承認中國存在“癌癥村”。中國民間專家估計，若包括非官方數據資料，整個中國大陸的癌癥村約達四百五十九個，且有逐漸往中國中西部擴散的現象。這些癌癥村產生的原因多為工業危廢及生活垃圾污染。

東莞市虎門鎮遠豐村——著名的“癌癥村”

中國癌癥村地圖

  冰冷的現實表明，在我國危險廢棄物以及生活垃圾已經成為威脅民眾健康的重要“殺手”。正因如此，合理有效處置廢棄物變得迫在眉睫。

  作為一種處理危廢及生活垃圾的有效手段，我國水泥窯協同處置技術起步并不算晚。然而，當該技術在日本及歐美國家已經大范圍應用，在我國發展卻相對緩慢，只是在近兩年環保形勢日益嚴峻的背景下，水泥窯協同處置似乎才真正迎來了大發展的契機。

  水泥窯協同處置出現并發展于的最近十余年時間，正是我國經濟高速發展，環境承載力嚴重不足的時期，該技術的出現可謂生逢其時，但目前國內總投運生產線不過30余條，理想與現實的嚴重反差來自于內部及外部兩個方面因素的制約。

  內部因素：水泥窯協同處置廢物沒有想象中的完美。

  同垃圾焚燒發電等處置技術一樣，水泥窯協同處置廢棄物也面臨來自各行各界的質疑，而其中一些質疑并非毫無根據，從技術本身來看，水泥窯協同處置確實存在一些需要改進的問題。

  1、生活垃圾中含有機氯和無機氯等成分，而眾所周知，氯離子含量是水泥質量檢驗的重要指標，對保證水泥質量和混凝土耐久性至關重要。因而，在協同處置廢棄物過程中，需要結合不同地區、不同垃圾成分判斷氯離子含量，控制投放比例。

  2、水泥窯協同處置技術設施改造費用較高，且需要執行嚴格的生產和環保標準，不僅對水泥廠自身生產線控制技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需要依賴更多的政策優惠和資金補貼，和垃圾焚燒發電等技術相比存在先天的劣勢。以海螺為例，5000t/d生產線配套350-400t/d垃圾協同處置裝備，改造費用達到1億元左右，運行成本為60-70元/噸。

  3、水泥企業生產線受行情、季節等因素影響，不可能全面開動，特別是當前產能嚴重過剩背景下，停窯限產時有發生，如何解決淡季垃圾處置問題必須得到妥善解決。

  4、我國垃圾缺少分類，生活垃圾成分復雜，雖然大部分重金屬能夠被晶格化在水泥產品中，但汞目前尚沒有有效手段加以固化，事實上汞污染問題一直是當前水泥工業污染治理的一大難點，脫汞技術尚未成熟的前提下，處置生活垃圾面臨一定的環保風險。

  5、危廢處理需要國家核發資質證書，建立完善的處理制度，對危廢的評估、運輸、分析、存儲投料等環節進行有效的監控。水泥企業在危廢處理方面缺少經驗，制度建設也相對落后。

  外部因素：政策和固有利益鏈的困局。

  不可否認，即便水泥窯協同處置自身存在一些需要克服的缺點，但是從現有技術而言，水泥窯協同處置應該是目前所能采用的最優危廢及生活垃圾處理方式。

  然而，與歐美一開始就大力推廣水泥窯協同處置不同，我國垃圾處理經歷了與日本類似的局面，即大規模推廣垃圾焚燒發電之后，才逐步開始水泥窯協同處置技術開發與應用。

  事實上，自1985年以來，垃圾焚燒發電最為一種全新技術被引入國內，受到各界推崇，國內開始大量興建垃圾焚燒發電項目，在部分地區，當地政府還以此作為政績的一種體現。而依照《“十二五”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規劃》，到2015年年底，投產和在建的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超過300座，生活垃圾焚燒處置能力達到1億噸/年。[Page]

  另外，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環境衛生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主任徐文龍也曾表示，我國城市生活垃圾的無害化處理率已達89.3%，其中70%以填埋為主，25%-28%為焚燒處理。足見垃圾焚燒處理在我國生活垃圾處置領域所占據的重要地位。

  正是基于龐大的垃圾焚燒處理市場以及三十年的發展，使得該行業已經形成一條完整的利益鏈，從垃圾收集到運輸、處理、補貼、發電上網等等環節密不可分，垃圾焚燒處理已經不是簡單的一個行業問題，而更深層次的是關系到國計民生。

垃圾焚燒產業鏈圖：

  除業已形成的利益鏈以外，水泥窯協同處置推廣的外部阻力還來自政策層面。

  國內水泥窯協同處置研究始于上世紀90年代，從時間節點來看相比垃圾焚燒發電的推廣并不算太晚，然而不同的是，直到2010年《水泥窯協同處置工業廢物設計規范》才發布，期間近二十年時間里，國內水泥窯協同處置垃圾廢棄物幾乎一致處在政策“裸奔”狀態，即便在此期間，海螺、金隅等國內頗具眼光的水泥企業已經試點水泥窯協同處置生活來和危險廢棄物，但缺少政策護航，導致發展速度極為緩慢。

  到2013年和2014年，《水泥工業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水泥窯協同處置固體廢物污染控制標準》、《水泥窯協同處置固體廢物環境保護技術規范》以及《水泥窯協同處置固體廢物技術規范》發布；2016年《水泥窯協同處置廢物污染防治技術政策》開始征集意見，《國家危險廢物名錄》發布，在政策層面水泥窯協同處置危險廢棄物和生活垃圾才最終搭建起基本的政策框架。

  然而，這還遠遠不夠，在水泥企業最關注的垃圾來源和費用補貼兩個方面，仍然缺乏有效的政策支持。目前，城市生活垃圾基本建立了從收集到運送垃圾焚燒廠焚燒或填埋場處理的固定模式，并有相關法規護航。

  在補貼方面，更是嚴重打擊水泥企業積極性。不同于垃圾焚燒處理可以通過電力上網獲得收益，水泥窯協同處置廢物除少量垃圾可作為替代能源之外，收益基本全部來源于政策補貼，導致成本壓力巨大。

  根據國家發改委2012年頒布的《關于完善垃圾焚燒發電價格政策的通知》規定，以生活垃圾為原料的垃圾焚燒發電項目，每噸生活垃圾折算上網電量定為280千瓦時，執行全國統一的每千瓦時0.65元上網電價。這就是說每噸垃圾可產生182元的發電收入。另外，垃圾焚燒處理補貼全國各地有所不同，每噸垃圾處理費從50元到260元不等，南方許多省區的補貼費每噸在100元以上，上海補貼達到每噸260多元。如果按照平均每噸90元補貼計算，垃圾發電加上補貼的收入可以達到272元。

  反觀水泥窯協同處置，目前補貼僅為60-80元/噸，遠遠低于垃圾焚燒處理價格，且缺少附加經濟效益。事實上，據筆者了解，目前已經大量涉足水泥窯協同處置的海螺、華新、金隅等水泥企業，在處理生活垃圾方面基本處于虧損狀態。

  相比之下，水泥企業處理危廢效益較為明顯，近期筆者也了解到，未來海螺水泥將大力涉足危廢處理行業，相信其余有處理條件的水泥企業未來也將緊跟其步伐。不過，同樣在政策領域，危廢收集、跨境運輸、處理監管以及資質獲得等方面的阻力，使水泥企業要想在危廢處理行業形成自己的影響力，還差得很遠。

銅陵海螺生活垃圾處理項目

  用什么拯救賴以生存的環境？

  即便水泥窯協同處置廢棄物優勢明顯，但依然存在一些技術難題，而且處理量有限，無法滿足我國持續增長的危廢和生活垃圾總量，因而垃圾焚燒和填埋依然將是目前乃至今后較長一段時間內我國處理廢棄物的主要手段。

  在國外，垃圾焚燒以及轉化能源方面，歐洲歷來是最大的市場，到2013年中期，歐洲有520個垃圾焚燒廠在發電和供熱，年處理垃圾9500萬噸。值得一提的是，歐洲垃圾焚燒轉化能源的市場已經快速增長了10年，在此前5年間，年處理能力增長了1900萬噸（24%），有73個新廠投入使用，有8個老廠被關閉。未來5年，按計劃還有65個新廠開工。

  德國能源咨詢機構“ecoprog”在“垃圾能源2013/2014”報告中說，過去5年中，全球垃圾焚燒轉化能源的投資，有60%屬于歐洲，在中國和日本強力推動下的亞洲市場占30%，而北美僅占9%。

  由此可見，焚燒在國外依然是主要的廢棄物處理方式之一，并沒有因為水泥窯協同處置等新技術的出現的大幅降低。事實上，目前歐洲各國普遍加強垃圾焚燒處理，歐盟的廢物管理最高法令也明確支持和鼓勵對垃圾進行能源回收（以焚燒為主）。

  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國外并沒有出現大量的民眾抵制垃圾焚燒呢？原因在于處理標準和技術的差異。

  不少人提及，在新加坡、德國、法國等發達國家，即便生活在垃圾處理廠旁邊也不會有所發覺，現代化的垃圾處理廠工藝完善，自動化程度極高，幾乎沒有臭氣和污染物排放到空氣中。[Page]

  事實上，從現有垃圾焚燒處理技術角度而言，通過對焚燒方式、爐型選擇、爐溫和湍流度控制、停留時間和除塵技術等環節的優化、精細化控制，大幅降低二惡英等污染物排放完全可以做到。

  另以填埋為例，日本位于名古屋市附近的中部國際機場和關西國際機場，均是垃圾填埋造陸的產物，嚴格的污染物控制是其形成的關鍵條件。縱觀世界各國的垃圾處理方式，地少人多的北歐國家、日本和新加坡等，熱衷于垃圾焚燒；而地廣人稀的美國、加拿大，則愿意更簡單的垃圾填埋。

  我國垃圾焚燒和填埋之所以面臨如此之多的難題，更多的其實是處在工程設計、運行監管等環節，與技術本身的優劣并無太大關系。

  2011年歐盟27國城市垃圾處理方法比較：

  數據來源：歐洲統計局

  可以說，沒有哪一種垃圾處理方式是盡善盡美的。

  垃圾焚燒可以實現垃圾減量化、資源化，但是污染控制不易，且處理后的飛灰依然占原有體積的10-20%，久而久之，顯然并不是最優方案，且垃圾焚燒飛灰作為危廢處置也增加了處理環節，不利于污染物控制；清潔填埋固然可以大量處理廢棄物，但是占用土地資源；水泥窯協同處置固然優勢明顯，卻處理量有限，且不能處置放射性廢物、爆炸物以及廢舊電池家電等。

  筆者認為，從現有技術而言，水泥窯協同處置廢棄物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但并不能以此否定其余處理方式的優勢，基于我國巨大的危廢及生活垃圾總量，解決垃圾圍城，拯救日益脆弱的生態環境，需要的是所有處理方式的共同努力，通過多種處理手段的協調，實現優勢互補，最大程度降低垃圾污染。

  寫下上面的文字，筆者心情是沉重的，因為筆者家鄉同樣面臨嚴重的垃圾圍城問題，相信不少讀者也一樣。最后，筆者需要指出的是，環保的根本是“人性”的覺醒，任何處理方式都僅僅手段，真正落實的卻是人，體現的是“人性”和“責任”，如果缺少了這兩點，即便再好的處理技術，恐怕也難以真正的根除垃圾污染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