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國家主席習近平邀請，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奧朗德于11月2日至3日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兩國領導人將為12月在巴黎舉行的聯合國氣候大會取得成功共同發出呼吁。

  加強應對氣候變化合作已成為國際交往的一項重要內容。前不久習主席訪英期間，雙方發表的《中英關于構建面向21世紀全球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的聯合宣言》同樣強調了應對氣候變化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中英認識到，需要在可持續發展框架下通過國際合作解決人類面臨的最大威脅之一——氣候變化?！?

  在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選擇上，英國十分青睞碳排放權交易機制，不僅在2002年至2006年試行世界首個國家碳排放權交易體系，之后還充分利用歐盟碳排放權交易體系促進減排。

  超市、銀行等非能源密集型企業和公共機構的碳排放量占英國碳排放總量的10%，但從未被納入碳減排計劃。為此，英國政府建立了一個具有法律強制性的、覆蓋全國的總量控制與交易機制，即碳削減承諾能源效率體系（CRC體系），目標是在2020年前實現大型商業和公共機構每年減排120萬噸二氧化碳。2010年頒布《碳削減承諾能源效率體系指令》后，CRC體系正式啟動。

  目前，英國CRC體系已結束第一階段（2010/2011至2013/2014）的運行，并進入第二階段（2014/2015至2018/2019）。這一體系的運行，影響了2000多家英國最大型的組織，包括超市、銀行、連鎖酒店、餐飲機構及政府部門，并實現了較好的減排成效。僅2013/2014這一個遵約年的碳排放量，就比上一個遵約年減少了近290萬噸。

  在參與對象上，CRC體系只針對直接向大氣排放溫室氣體的部門，而不是化石能源燃料的生產部門，其適用對象是年用電量超過600萬千瓦時的企業或公共機構。同時，采用“首要成員”制度，將同屬于一個大型組織團體的組織（如連鎖企業）視為一個整體，由團體自己指定的組織擔任“首要成員”，代表整個組織團體聯系管理機構、報告排放情況、繳清配額。能源使用量也以團體總量為依據，這樣便將散布的分支機構納入體系中，也降低了配額分配、報告與核查等行政成本。

  為避免體系間的重合，CRC體系排除了參與“歐盟碳排放權交易體系”和“氣候變化協議”的那部分排放機構；且CRC體系只覆蓋二氧化碳一種溫室氣體，包括電力使用的間接排放和供暖用天然氣產生的直接排放。

  在運行機制上，CRC體系沒有設定上限目標，而是采用價格機制，即通過合理設定配額的出售價格，使參與者為其碳排放買單，進而促使參與者通過運用節能技術等實現成本最小化，在市場競爭中占據優勢，甚至實現配額結余，出讓賺取收益。

  CRC體系在第一階段采用固定價格（每個配額12英鎊），在每個遵約年開始時出售配額，購買數量的多少由參與者決定。出售結束后，參與者可在二級市場上自由進行配額交易，政府不會控制價格。第二階段放棄了總量設置，也不再對配額實行拍賣，改為兩次固定價格出售，參與者根據預測購買，購買后只能用于當前及此后的每一個遵約年，而不能抵消前一年度的排放。為了激勵參與者盡力合理預測其排放，提前購買適當的配額，第二次配額出售的價格會高于第一次。

  CRC體系建立了有效的約束機制，保障這一體系的順利運行。

  監測、報告與核查是碳排放權交易體系的主要工作之一。CRC體系并不直接監測排放源，而是先確定納入體系的電、氣供應量，計算出對應的碳排放量。因此，參與者要在每個遵約年結束后向管理部門報告其年度用量，管理部門據此計算其排放。由于體系運行的核查成本過高，CRC體系采用自我核查方式，要求參與者將法律規定的材料及信息放入證據包中，輔之以抽查審計。

  CRC體系通過設立遵約機制促進參與者完成遵約義務。遵約機制指的是參與者是否完成了其遵約義務，以及未完成時面臨的懲罰等規則。為確保運行效果，CRC體系設置了曝光“黑名單”、限制權利、民事罰款、刑事處罰等多種處罰措施。民事罰款是最主要的處罰措施，包括對結果的不遵守，即未在規定期內上繳與其實際排放相同數量的排放配額；也包括對規則的不遵守，即未按規定程序登記、未及時準確提交年度報告、未按法定要求提供信息等。民事罰款采用按日、按量計罰，處罰力度大，激勵性強。完善的遵約機制為CRC體系提供了有力保障。數據顯示，CRC體系第一階段的4個遵約年的遵約率分別為96%、97%、99%、97%。

  中國同樣在碳排放交易體系的規則設計和試點推廣上做了不少工作。針對我國碳排放交易體系實踐的不足，英國CRC體系提供了很多借鑒。

  首先，應制定專項行政法規。相比英國從《氣候變化法案》到《碳削減承諾能源效率體系指令》，再到管理部門聯合發布的行動指南，我國的碳排放交易以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為依據，法律效力低，缺乏穩定性和執行力；規定過于簡單，無法保證體系的有效性。出于盡早為碳排放交易提供法律依據的考慮，宜由國務院頒布專項行政法規，各地制定地方性法規予以補充。

  其次，對非能源密集型企業和公共機構適用不同的規則。和以能源密集型企業為管控目標的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不同，CRC體系采用了“首要成員”制度、將“供應”計算為排放等制度安排，在對非能源密集型企業和公共機構的管控上顯示出成本控制上的優越性。

  反觀中國，鋼鐵廠等能源密集型企業與酒店等非能源密集型企業的碳排放量顯然存在較大差異，但當前試行的碳排放權交易規則對二者使用同樣的規則，這既有失公平，又不具有經濟性。因此，我國構建碳排放交易體系，應當對不同類型企業使用不同規則，暫不將非能源密集型企業和公共機構納入安排，預留空間對其進行專門制度設計，可以借鑒CRC體系。

  再次，應構建有約束力的遵約機制。為保證成效，CRC體系構建了一個約束力極強的遵約機制，例如對超排行為按量計罰，每噸二氧化碳罰款40英鎊，是配額價格的3倍多；不遵守規則的行為也面臨著高額罰款。而我國7個試點省市的懲罰力度都不大，如上海規定超標最高罰款10萬元，天津甚至沒有罰款，這便無法對超標排放的參與者帶來壓力。有的地區還存在對不遵守規則的行為懲罰不力等問題，這同樣無法形成碳排放交易體系應有的約束力，無法發揮其促進減排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