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內固廢處理及焚燒選址容易引爭議，圍繞垃圾焚燒選址又引發“主燒派”與“反燒派”的爭論。那么，鄰國和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在進行垃圾處理設施建設時，面臨了哪些鄰避問題，又是如何避免的？

  韓國

  韓國很早就發現，在垃圾處理設施的選址上，鄰避心理是其選址和建設面臨最困難的問題。因此，1997年，韓國立法研究所會同韓國環保部共同研究發布了著名的《促進區域性垃圾處理設施建設法》，并經多次修訂。

  韓國通過立法在選址問題及程序上確定了以下主要內容：

  一、垃圾處理主管部門公布垃圾處理設施的建設計劃和符合標準的備選場址方案；

  二、由設施服務區域內居民組成選址委員會（按相關總統令操作）；

  三、選址委員會選擇專業機構對備選場址的適應性進行論證篩選；

  四、選址委員會監督選址論證的工作，并對過程和結果進行公開；

  五、若選址委員會確定的場址距離相鄰區域邊界距離在兩公里以內，需事先獲得相鄰區域政府的意見；若未能與相鄰區域政府達成一致，需向國家環境仲裁委員會提出申請進行調解；

  六、垃圾處理主管部門對選址論證會確定的選址位置和圖紙進行公示，公示時間為1個月；

  七、任何工業區、居住區均需配套建設垃圾收集轉運或處理設施，設施用地不得挪為他用。

  八、在征地和環境補償上，確定了由設施所在地區的居民代表、議會成員、以及政府與居民共同推舉的專家組成“居民支持顧問團”，由顧問團選擇專業機構進行環境影響調查，確定處理設施的“直接環境影響范圍”和“間接環境影響范圍”。

  九、對“直接影響范圍”內的居民，可要求垃圾處理設施建設機構，按照相關法令的要求，購買其土地；購買后的土地，應配套建設服務于居民的便利設施、公益設施或綠化帶。

  十、對垃圾處理設施建設運營機構，要求成立“居民支持基金”，對直接和間接環境影響范圍內的居民進行補償，補償標準根據影響的大小而不同。若顧問團要求，垃圾處理設施建設機構可允許由“支持顧問團”推薦的居民監督者對垃圾運入和處理過程進行監督，監督者應該是顧問團推薦的，且在認定的環境影響區域內連續居住兩年以上的居民。

  日本

  日本解決鄰避問題的辦法是各區自行處理。這也是為什么日本國土面積雖小卻有成千上萬個處理設施，其實都是各區各縣博弈后的最終結果。

  以東京為例，東京共有24個區，有23個小型垃圾焚燒廠，沒有垃圾焚燒廠的區域是因為其焚燒設施到達使用年限而關閉。

  小型處理設施要達到環保排放要求，必然要增加很高的環保建設投資和運行成本，因此，日本垃圾處理設施的建設和運營成本要比中國高得多。

  當然，日本也開始逐步改變，近幾年，新的大型處理設施開始在日本建設，小型的處理設施開始關閉。這就是為什么日本的處理設施在大量減少，而處理規模卻幾乎沒有變化的原因。

  香港

  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目前的生活垃圾主要依靠3個超大型的海邊衛生填埋場進行填埋，趨于土地和環境的壓力，香港環保署非常迫切地想利用可持續發展的手段解決垃圾處理問題。

  2002年，香港開始垃圾處理技術的選擇工作，在全球范圍內收到59份本地及海外意向書，并由環保組織、學術團體和專業技術團體推選出環境咨詢小組開展工作，2009年環境咨詢小組確定通過以垃圾焚燒發電為核心的技術方案。

  設施選址的過程也是十分漫長的，選址工作委托國際專業機構完成，首先對香港周邊的自然環境和生態系統進行分析，確定21個可以考慮的選址，然后進一步篩選出8個可行的選址，最后提供石鼓島附近的人工島和新界西垃圾填埋場兩個備選廠址，其中石鼓島附近的人工島作為首選方案。

  這一選址方案已經征求過香港立法會、環境咨詢委員會、屯門區議會及離島區議會多個部門的意見，目前正在環境評價階段，預計項目2018年以后方能建成運行。

  垃圾處理設施是城市最重要的市政設施之一，是基本城市功能的保障，也是居民能夠在城市安心生活和工作的基礎，理應得到每個人的理解和支持。

  垃圾焚燒處理方式是目前國內外應用最成熟的技術，能夠有效實現生活垃圾的減量化和資源化，但要保證其安全規范運行，還需要嚴格的監管。而生活垃圾處理設施的選址是挑戰極大的任務，需要大量公開、公正、透明、專業的工作，集中體現了地方政府行政水平的高低。

  當前，我們不應該再簡單地將垃圾處理設施選址的討論，再拉回到“主燒派”與“反燒派”的斗爭；而是要圍繞如何加強生活垃圾焚燒設施的運行監管、如何構建更公平的選址機制，多提意見、多想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