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而下的宏觀計量方法，包括峰值法、產出缺口法、企業投資決策模型優化法、資本存量法等等，多為學術研究人員所用。這些方法只需要對宏觀計量模型熟悉，有宏觀產出、投資數據等即可。從具體數值來看，各種方法估算的產能利用率并不相同，但從波動趨勢來看并沒有太大區別。（見圖1）

　　對于各種宏觀計量方法估算的產能利用率，單獨某一年份產能利用率的具體數值并無多大意義。這是因為，自上而下的推導缺少微觀基礎，難以準確反映企業層面實際的產能利用情況。但產能利用率這一指標的意義不在于某一具體數值，而在于變動趨勢，它對于判斷經濟運行與產出效率，仍具有指導意義。
　　如何使用產能利用率？
　　我們選取資本存量方法計算得到了中國1952-2012年的年度產能利用率（圖2）。與市場認可的IMF估算的產能利用率數據相比，我們估算的產能利用率走勢，除1995-1999這段時間有所不同之外，其他基本一致；在具體數值方面，2003年以來差別也不大。

　　IMF在2012年7月份公布產能利用率時，市場很是震驚，因為以美國79%-82%的“合意”產能利用率為參照，中國產能肯定是超級過剩。但這種比較在邏輯上很有問題。
　　一方面，美國產能利用率是采用自下而上的調查統計方法所得，而IMF及我們是采用自上而下的宏觀計量方法推導的，兩種不同方法體系計算的產能利用率根本不具有可比性。
　　另一方面，美國79%-82%的產能利用率“合意”區間，是根據美國經濟運行總結出來的美國經驗，而不是普適規律，并不能以之為標準分析其他國家的情況。每個國家的產能利用率，應當根據本國所處發展階段以及本國經濟運行實際，總結出“合意”區間，然后才能根據產能利用情況與“合意”區間的比較，判斷產能過剩情況。
　　“合意”區間在哪里？
　　從我們估算的產能利用率來看，1978-2012年中國的產能利用率雖然有上有下，波動明顯，但總體趨勢是下行，在2000年以后更為明顯。這種下行，我們認為與產業結構轉變及計算方法有關。1978年至今，中國重啟工業化進程，大致經歷了輕工業、重工業、重化工業三個階段，而產業結構的資本密集度也越來越高。表現在GDP結構中，就是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占比不斷上升，1980年在28%左右，2012年為46.1%。由于資本存量法計算的產能是資本存量的函數，因此產能利用率不斷下降也就很正常。
　　產能利用率的中樞不斷下降，為我們尋找“合意”產能利用率造成羈絆。因為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運行具有明顯的周期性，而產能利用率趨勢卻是下降。這表明，在1978-2012年間，不存在單一的產能利用率“合意”區間。這其中原因可能在于，這35年間中國經歷了不同的工業化階段。在不同的工業化階段，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都不相同，從而也就不存在單一的產能利用率“合意”區間。但在同一個發展階段內，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是相同的，應該存在“合意”區間。
　　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分別經歷了輕工業階段（1978-1990）、重工業階段（1991-2000）、重化工業階段（2001-2012）。按照低通脹、穩增長的標準，我們分別尋找了這三個階段經濟增長的最佳區間。結果發現，1982-1983、1996Q1-1997Q2、2004Q1-2005Q4分別是相應階段的最佳增長區間，相應的產能利用率區間分別是88%-91%、88%-91%、72%-74%，也是這三個階段的產能利用率的“合意”區間。
　　2012年，中國產能利用率為57.8%，低于72%-74%的“合意”區間15個百分點左右。這意味著，目前中國的產能過剩非常嚴重。從產業結構來講，目前的產能過剩主要集中于傳統的重化工行業，如鋼鐵、汽車、造船、電解鋁等。
　　如何化解產能過剩？
　　中國這一次產能過剩，根源在于消費升級。基于聯合國的劃分標準，我們認為，恩格爾系數在50%以上時為生存型消費，消費內容主要為食品、衣著等必需品；恩格爾系在35%-50%之間時為發展型消費，消費內容主要為家電、汽車、住房等大件耐用品；恩格爾系數在35%以下是為享受型消費，消費內容主要為醫療、文化、娛樂等服務。
　　2001-2012年，中國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從40%左右下降至36.2%，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從50%左右下降至40%左右。可以看到，中國居民消費處于發展型消費階段，這帶動了汽車、房地產以及中上游的重化工業的發展。但也必須看到，中國居民恩格爾系數將會繼續下降，到2020年，將下降至30%左右。這意味著家電、汽車、房地產的消費需求擴張必然放緩，相應重化工業的下游需求也將收縮。因此，這一次的產能過剩是一種長期性過剩。其對經濟增長的沖擊將深遠而持久。在整個去產能階段，經濟增速將會明顯下行。
　　如何化解產能過剩，也要根據過剩的類型來對癥下藥。對于暫時性過剩，應該從需求端入手，進行財政或貨幣擴張，推動需求回升即可。而對于長期性過剩，則應該從供給端入手，主動收縮產能。
　　因此，化解目前的產能過剩，就應該從供給端入手。一方面，通過產業轉移，把過剩產能轉移到較低發展階段過的國家，如越南、柬埔寨、非洲等地區；另一方面，設定資源、能源、環保標準，淘汰一批落后產能；同時，通過企業兼并重組，提升產能的整體質量。
　　但由于占30%左右的農村居民消費在未來一段時間仍處于發展型消費階段，并且農村居民數量較大，因此需求端的措施也不容忽視。比如，通過推動農村居民的城鎮化，以及規范農村消費市場，釋放其汽車、住房、家電等傳統需求，緩解傳統行業的產能過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