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之一，就是產能相對過剩的矛盾有所加劇。其實，產能過剩并非是我國經濟發展中的新問題。自“十二五”時期以來，我國經濟告別高增長，著力于優化結構，轉變發展方式，提升增長的質量與效益。與此同時，產能過剩并未得到同步治理，反而愈發成為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痼疾”。
　　現階段產能過剩的特點：
　　“越治理越過剩”與“低端高端均過剩”
　　與改革開放以來幾次的產能過剩相比，現階段的產能過剩呈現以下特點：
　　其一，產能過剩有“越治理越過剩”的趨勢。以鋼鐵行業為例，2002年，我國粗鋼產能不足1億噸，經過不斷的投資擴產，到2008年，其產能已達近7億噸。而到2012年底，中鋼協統計的口徑是9億噸。有市場機構認為把那些政府沒統計到的算在內，可能超過10億噸。今年《政府工作報告》給出的數字是，五年累計，共淘汰落后煉鐵產能1.17億噸、煉鋼產能7800萬噸。抑制產能過剩的速度顯然不及新投產產能增加的速度。目前產能過剩在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焦炭等傳統產業“尤為突出”。對這些行業，國際上一般認為產能利用率在80%-85%是比較合理的，但在中國，這些行業產能利用率目前大體在70%-75%，IMF此前發布的研究報告甚至認為，中國目前的產能利用率僅為60%。
　　其二，產能過剩呈現“低端過剩高端也過剩”的格局。這表現為兩個方面：在同一產業內，高端產品有時候還賣不過低端產品，比如，建筑鋼材屬于鋼鐵行業的低端產品，很多國有鋼廠不屑于此，集體轉向板材生產，結果由于板材需求不足，技術含量較高的熱軋板卷價格一度低于最簡單的螺紋鋼；另一方面，除了傳統產業，部分戰略性新興產業也出現過剩，比如光伏行業，短時期內投資過度，致使產能嚴重過剩。從全球來看，2011年全球電池產量已達到3300萬千瓦，實際產能達到4500萬千瓦，產能過剩率超過50%。從國內情況來看，2011年我國光伏電池產能已經達到3500萬千瓦，足以滿足全球光伏電池的安裝需要。由于產能大躍進和歐美“雙反”，供需嚴重失衡，光伏產業一度走到全行業破產的邊緣。美國投資機構MaximGroup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國最大的10家光伏企業的債務累計已高達175億美元，約合1110億元人民幣。
　　抑制產能過剩的政策建議
　　產能過剩問題是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繞不過去的坎”，化解產能過剩必須毫不動搖地一直堅持下去。鑒于前期的經驗與教訓，政策的制定必須既充分考慮現階段的體制特點與經濟環境，又前瞻未來的體制改革目標，從而提升政策的針對性與有效性。
　　第一，加快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加快推進政府職能的轉變對于有效化解產能過剩至關重要。當然，政府轉變發展觀念是必要的，但如果政府職能不轉變，轉變發展觀念就只能成為“軟約束”。政府應當盡早完成由“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的轉變。政府轉變職能有兩個作用：一是把投資權力還給企業，讓企業根據市場行情理性決策投資;二是減少對本地企業的保護，讓落后的產能再無“藏身之地”。由于我國的體制改革具有政府主導型的特點，由政府自身改革來轉變職能等于是讓政府自己“革自己的命”。多年來的體制改革歷程已表明了這一改革使命的艱巨性。因此，在“十八大”之后新的歷史時期，政府部門應當站在全局與歷史的高度，以“壯士斷腕”的氣魄，拿出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敢于觸及深層次矛盾和重大利益調整，深入推進包括政府體制改革在內的全方位的改革開放。
　　第二，提升組合政策的有效性。鑒于我國經濟環境與體制的復雜性，發改委、工信部等部門一直采取“組合政策”來加快淘汰落后產能進度。這些政策包括，一是深化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理順煤、電、油、氣、水、礦等資源產品價格關系，完善電力峰谷分時電價，
　　按程序加大差別電價、懲罰性電價實施力度；二是推進稅收機制改革，除了將原油、天然氣和煤炭資源稅由從量征收改為從價征收并適當提高稅負水平，還將制定機動車燃油消耗量限值標準；三是建立能源消費總量控制制度，能源消費總量控制目標分解落實到地方政府，實行目標責任制管理，以抑制高耗能行業過快增長；四是加強信貸管理，優化金融資源配置，強化稅收調節作用，支持產業結構調整；五是以土地管理作為重要抓手，嚴格控制產能過剩行業新項目建設；六是將淘汰落后產能目標完成情況和措施落實情況納入政府績效管理和國有企業業績管理，實行問責制。
　　毫無疑問，上述政策的出發點是積極的，也符合我國當前的實際情況，但從治理產能過剩的實踐看，組合政策的有效性還亟待提升。一是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的步伐還應當加快，這樣能夠一定程度上約束政府及企業的投資沖動，從源頭抑制產能過剩的發生；二是加大政策執行與監管的力度，不折不扣地執行各項政策法規，切不可姑息手軟，同時增強各項政策之間的協調效應與合力；三是在目前體制環境下，強調行政問責制的使用。鑒于現階段的產能過剩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權力干預市場運行所致，行政力量造成的問題現階段還只能用行政的辦法來應對。在這方面，有些地方在治理污染上已經創造了很好的經驗，一些地方政府提出“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治官，治官先治人”的鐵腕治污措施，收到很好效果。與此相比，國內還鮮有官員因產能過剩問題受到處罰。下一步必須要突出行政問責制的作用。當然，這只是現階段不得已而為之的現實對策，而非長久之計。強化行政辦法的弊病在于與體制改革的方向“背道而馳”，其執行效率肯定是“非優化”的，但目前環境下的確沒有“最優策略”，而只能退而求其次，并承擔相應的成本。從長期看，行政手段與市場調節兩種工具的運用是一個此消彼長的關系，市場手段有一個循序漸進的發育過程。現行的體制環境決定了行政手段還不可缺少。
　　第三，企業積極轉變發展模式。不可否認的是，在前些年的高增長背景下，一部分企業因不了解市場信息或對未來盲目樂觀，投資上項目也是造成目前產能過剩的原因之一。因此，對于抑制產能過剩，企業也責無旁貸。企業應當積極行動起來，在充分掌握市場行情的情況下，做到理性決策。在目前產能過剩的情況下，企業尤其應當以轉變發展觀念，改變競爭模式來應對。以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家電行業為例，目前白色家電行業已呈現出產能過剩，但產能過剩主要集中在中低端產品領域，而包括變頻空調、節能環保冰箱等在內的中高端產品依然存在供不應求的情況。國內白電行業的龍頭企業——海爾、海信均率先轉型中高端產品。這表明企業的增長由以前單純的規模拉動逐步過渡到智能化的技術驅動，企業的未來競爭模式將從之前規模驅動改變為技術驅動。這些家電企業經營模式的轉型值得其它企業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