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與新農村建設‘雙輪驅動’，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特點和必由之路”。2月1日上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辦公室主任陳錫文在國務院新聞辦表示。

　　此前一天，新華社剛剛全文刊發了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的全文。從文件名稱《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已可看出，一號文件主題再度鎖定“三農”，這也是2004年以來，連續7年將一號文件定格在同一主題。上世紀80年代，中央一號文件一度連續5年（1982—1986）圍繞農村工作展開。

　　2010年一號文件中“穩糧保供給、增收惠民生、改革促統籌、強基增后勁”這20個字概括了2010年和今后一個時期農業農村工作的基本思路。世易時移，“后危機時代”的“三農”問題業已擁有新的內涵。陳錫文透露，2009年全國糧食產量達到創紀錄的10616億斤，首次實現改革以來連續6年增產。但在硬幣的另一面，2009年糧食增產只有42億斤，增長僅為0.4%，凸顯出糧食連年增收之后，政策效用邊際遞減的難局。

　　在連續第7年在同一時間“做客”國務院新聞辦之后，陳錫文的表述有了明顯的不同：解決“三農”問題必須“拓寬視野”，“協調推進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把擴大農村需求作為拉動內需的關鍵舉措”。這位中農辦主任稱，擴大內需增長的空間，最大的潛力在農村，關鍵的舉措在于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促進農民持續增收。“農民收入上去了，農村購買力就能夠穩步擴大，經濟增長才會有持續的后勁”。

　　在這一背景下，中央早在2000年就明確提出的“要走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被賦予了新的含義。陳錫文說，從當前農村發展滯后的現實出發，必須在加快“三農”發展上下功夫，促進“雙輪驅動”同步協調，實現城鄉良性互動、共同繁榮。

　　反思

　　“與此同時，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也在‘反思’”。2月1日中午，中央一號文件起草者告訴《財經》。

　　“反思”在陳錫文的講話和中央一號文件的表述中已很明顯。2月1日上午，陳錫文在談到城鎮化問題時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鎮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存在兩個突出問題。一是城鎮化的發展偏重于沿海發達地區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發展，忽視了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發展。二是在城市化過程中，比較注重城市規劃的擴大和建設的美化，但是沒有為農民真正轉為市民提供更多的機會。

　　“反思”之后的政策，似已指明方向。2009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都明確提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的城鎮化推進要把握兩個重點：一是要注重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發展，二是要把符合條件的農業人口轉變為城市居民的過程作為城鎮化的重要任務。

　　“城市化的同時，不能削弱農村的基礎，不能以農村凋敝、農民破產為代價”，中央一號文件起草者對《財經》說，“所以，今年一號文件一上來就提出健全‘強農惠農’政策體系，推動資源要素向農村配置”。

　　穩步提高投入比例

　　中農辦副主任唐仁建將這一表述歸結為文件亮點之處——要求各級財政“按照總量增加、比例穩步提高的要求，不斷增加‘三農’投入”。“要確保財政支出優先支持農業農村發展，預算內固定資產投資優先投向農業基礎設施和農村民生工程，土地出讓收益優先用于農業土地開發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各級財政對農業的投入增長幅度都要高于財政經常性收入增長幅度。預算內固定資產投資要繼續向重大農業農村建設項目傾斜。耕地占用稅稅率提高后，新增收入全部用于農業”。

　　“這是首次將‘比例提高’寫入中央一號文件”。中農辦副主任唐仁建說。此前，中央一號文件也曾要求各級財政保證“三農”投入的增長，“但所占財政收入的比例卻忽低忽高”。一號文件起草者說。

　　唐仁建透露，200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期間，胡錦濤總書記指出，各級財政收入再嚴峻，各級財政對“三農”投入也要增加。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另一個場合表示：給“三農”投多少錢都不心疼。

　　盡管2010年中央財政對“三農”的投入還有待于3月召開的十一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確定，但據《財經》了解，這一金額有望超過8000億。而在2004年新世紀第一份中央一號文件出爐之時，中央財政對“三農”的投入僅為2626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