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正式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中國在三年時間里以罕見地速度調動了巨量的國家資源支撐這一戰略計劃。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估算，2016年至2020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投資需求總額至少在10.6萬億美元以上。中國政府向來以高效資源調配能力著稱。除了絲路基金、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工建中農等政策性金融機構和“四大行”以多種方式提供融資安排，許多國有企業和大型民營企業也在一定程度上主動或被動地加速了他們的海外擴張之旅——中國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對參與“一帶一路”非常審慎。

  自2014年12月創立以來，絲路基金共簽約15個項目，承諾投資金額累計約60億美元；截至2016年底，國家開發銀行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累計發放貸款超過1600億美元，余額超過1100億美元；中國進出口銀行為1207個“一帶一路”項目提供融資，簽約金額超過7000億元人民幣；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自2013年至今支持“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出口和投資超過4400億美元；截止至2016年底，中行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授信支持1000億美元，跟進境外重大項目420個；工行在“一帶一路”沿線儲備412個項目，總投資金額3372億美元；建行在“一帶一路”沿線儲備了180多個“走出去”重大項目，信貸規模900億美元。政策性金融機構對“一帶一路”項目信貸擴張的背后是國家機器的巨大熱情。

  企業態度積極，行動審慎

  與政府相比，許多中國企業雖然希望參與“一帶一路”，但有切實行動的只是少數。“一帶一路”倡議的核心內容首先與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直接相關，這與本世紀初期中國政府提出“走出去”戰略在中國企業層面產生的影響是一致的，無疑將進一步推動中國企業的國際化經營。在“走出去”戰略提出后，關于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是執行國家戰略還是企業基于自身盈利考量的爭論曾引起廣泛關注，原因之一是當時中國絕大部份的對外直接投資是由國有企業完成的。如今，隨著中國民營企業的快速發展，民營企業在近年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份額中已經接近50%，而10年前的2006年，民營企業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存量中僅占19%。顯然，對于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分析，答案一定不會像上述爭論一樣非此即彼。

  對“一帶一路”倡議而言，成功的發展離不開中國企業海外經營績效的良好表現和國家戰略順利實施的契合。經營績效是企業的首要考量，但在如此政策利好的推動下，勢必會帶動中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的快速上升。那么基于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這一核心內容來看“一帶一路”倡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原本是受到中國企業歡迎的投資目的地嗎？

  根據商務部、國家外管局和國家統計局共同發布的歷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筆者整理了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數據，并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體數據進行比較，來初步分析“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中國企業的吸引力。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額在進入21世紀后快速增長，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從2002年排在世界26位，到2008年金融危機后進入世界前十，再到2015年排名世界第二。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也隨著總體趨勢的增長而增長，然而與某些熱門的投資區域相比增長并不顯著。2012年到2015年，中國每年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流量占總體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比例分別是14.86%、11.65%、10.83%和12.51%，2016年下降到8.54%。而從2007到2012年，這一比例的平均值是10%左右。由此可見“一帶一路”倡議在2013年正式推出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中國企業的吸引力沒有顯著上升。另一方面，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流量增長率從2012年到2016年分別是32.63%、-3.72%、6.17%、18.2%、-1.92%，而總體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增長率從2012年到2016年分別是17.6%、22.8%、14.2%、18.3%和44.1%。以上的數據顯示即便在“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以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也沒能成為吸引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主要目的地。當然五年時間尚不足以讓一項政策的效果充分釋放，從筆者召開的數次座談會來看，企業對“一帶一路”投資的興趣正在持續增加。不過，當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中國企業吸引力有限的背后，是這些國家的投資風險突出。

  中國在“一帶一路”利益保護形勢嚴峻

  根據鳳凰國際智庫與德威公共安全研究院發布的“一帶一路”國家風險地圖的數據來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政治風險極高的國家有4個，較高政治風險國家11個，高風險國家20個；安全風險極高的國家有5個，安全風險較高的國家5個，安全風險高的國家15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這類具有較高政治和安全風險的國家接近總數的50%，主要集中在中亞、南亞和中東國家。根據《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數據并結合《“一帶一路”國家風險地圖》計算，中國從2012年到2015年在較高風險國家的投資流量占“一帶一路”國家總流量的比例分別是65%，57%，49%和21%，增速下降趨勢明顯。而投資存量增長率同樣不斷下降。雖然不能依此就將下降的原因歸結為企業對安全、政治風險防范意識的提升，但回到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項目，這些風險的存在不容忽視。

  在“一帶一路”國家風險地圖中具有較高風險等級以上的國家有36個，結合《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公報》的數據計算，中國企業在其中14個國家的投資額自2012年以來開始激增，相比于2012年前五年的平均水平，2012年后中國企業在這些國家每年的投資額上漲了兩倍到十倍以上。這些中國企業投資快速增長的較高風險國家分布在“一帶一路”沿線各個區域，包括中亞的塔吉克斯坦、哈薩克斯坦，東南亞的緬甸、老撾、越南、泰國，東歐的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北非的埃及、南亞的孟加拉國、尼泊爾，中東的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如果進一步分析可以看到，中國企業在這些國家的投資有一個共同特點，即主要的投資活動都是由國有企業完成和推動的。

  哈薩克斯坦是中國在中亞地區最重要投資目的地，雙方的經貿合作在“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以來不斷深入。中國在哈薩克斯坦的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位居“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的第4位。該國豐富的石油天然氣和礦產資源是吸引中國企業最重要的因素，像中石油、中石化、中信集團、振華石油等國有企業都在哈薩克斯坦有大型油氣田的投資項目。哈薩克斯坦近年來正在謀求經濟多元化發展，并將國內一些企業進行私有化，為中國企業在當地投資創造了新的機會，比如2016年中國機械進出口公司就開始進軍哈薩克斯坦的汽車產業。雖然是中亞地區最發達的經濟體，但哈薩克斯坦的安全和政治風險仍然存在隱患，領導人交接和恐怖主義滲透都是可能引發哈薩克斯坦局勢不穩定的潛在因素。塔吉克斯坦位于俄羅斯、阿富汗和中國之間，是一個政治風險和安全風險都極高的國家。自2012年以來，中國對塔吉克斯坦的投資開始飆升，2012年相比于2011年的投資流量增長了10倍以上。根據商務部駐塔吉克經商參贊處2014年的信息，“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D線開工后，中國將在三年內向塔吉克斯坦投資60億美元，用于建設其境內的工業企業，同時中國石油天然氣公司將大力開發塔吉克斯坦境內豐富的天然氣和石油資源。然而，從很多方面來說，塔吉克斯坦都不是一個理想的投資地點?？拷⒏缓故沟盟怂固菇陙沓蔀榱丝植澜M織在中亞的活動地點之一，而國內2015年發生的軍事政變更加劇了國內的不穩定形勢。

  東南亞國家是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投資金額最高的區域，2015年流量達到了146.04億美元，同比增長了87%。在政治和安全風險較高的緬甸、泰國、老撾，中國的國有企業在當地的基礎設施、采礦業、能源、電信、制造業等眾多領域有大量投資。作為正在大力開發水利資源的國家老撾和緬甸，中國水電、中國電建、中電投和北方國際等國企都在當地承建有大型水利設施。作為東南亞較為發達的經濟體，中國國有企業在泰國的電信業、金融業和汽車制造業有大量投資，比如中國移動、中國工商銀行和上海汽車。作為正在經歷民主化進程的緬甸和由軍政府控制的泰國，兩國的政治局勢在近年來都存在眾多可能引起動蕩的不確定性因素。作為連接歐亞大陸連接點的土耳其近年來不斷受到軍事政變、恐怖組織滲透、憲法修正等問題的困擾，安全風險和政治風險快速上升。另一方面，作為中東最發達的經濟體之一，土耳其在2012年也吸引了大量中國企業的投資，主要集中在能源、交通運輸和金融等領域，代表性的企業有中電投、哈爾濱電氣、中國機械工業集團、中國電力技術裝備公司等大型國有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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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有企業在具有較高政治和安全風險國家的投資項目時常面臨著潛在的風險。采礦業是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最重要的領域之一?！白叱鋈ァ睉鹇詫嵤┑某跗冢袊髽I在海外采礦業的投資取得了重要的進展，獲得了大量礦產權益，有效地保障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中對能源資源的需求。但“一帶一路”倡議顯然對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在采礦業，從前資源“從港口到港口”的模式已經過時，在產能轉移和協助投資國工業發展的情況下，中國企業如今需要在當地設廠冶煉，那么無疑會有更多的中方人員參與到海外直接投資項目中。經過二十多年的海外礦業資源領域投資并購，中國企業在海外已經積累了相當數量的礦產權益資源，并且正在加快實現成功開采的速度，由礦產權益轉化為現實的生產能力。從近年來中國企業海外礦業并購投資的趨勢就能看到，2013年海外礦業并購金額為342.3億美元，并購項目43起，2015年并購金額僅為53.2億美元，并購項目24起。因此，相比于之前中國企業積極通過投資并購獲取海外礦產權益資源，當下中國企業如何經營好擁有的海外礦業資源，順利實現生產和盈利是一項面臨的重要問題。與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這些中國企業主要的海外采礦業投資目的地相比，“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資源豐富的國家往往伴隨著較高的政治安全風險，投資環境與這些發達國家不可同日而語。在安全風險高的國家，中國在當地工作公民的人身安全也時常受到威脅。

  中巴經濟走廊就是典型例子。相關中國員工及基礎設施建設項目近幾年來成為伊斯蘭極端組織以及俾路支武裝組織的直接目標。巴基斯坦伊斯蘭教組織與巴政界的伊斯蘭政黨和軍方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其中蘊藏著恐怖主義風險。近年來，一些激進組織甚至將巴基斯坦政府作為恐襲對象。當地時間5月12日，巴基斯坦參議院副主席阿卜杜勒?加富爾?海德里的車隊在俾路支省默斯東地區遭遇了炸彈襲擊，爆炸造成25人死亡，35人受傷。顯然，巴基斯坦政府對激進組織和恐怖組織的控制能力令人懷疑，恐怖主義可能愈演愈烈。而俾路支省更是這些組織的活躍地帶，其最活躍的俾路支族裔武裝組織頻頻襲擊政府公共設施和中國項目，其制造襲擊的主要目的是索要更大的自主權，以及更多的來自該省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稅收。隨著中巴經濟走廊工程的逐步推進，在俾路支省居住的中國公民越來越多，中國項目和公民在當地遭遇的安全威脅將日益嚴峻。

  在政治風險方面，雖然中國在對外經濟合作中會避免挑戰各國的傳統精英勢力，但這一傳統有時反而讓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項目在東道國復雜多變的政治環境中受損，加大了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項目中的政治風險。萬寶礦業在緬甸的萊比塘銅礦項目以及中電投在緬甸密松水電站項目都曾遭遇這樣的問題，使項目一度中止。緬甸在2010年結束軍政府統治以來加快了民主化轉型的進程，因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相比從前都更加關注民意和對具體事件的問責。能源和礦產領域的投資相比其他行業容易對當地居民生活產生的影響，引發較為敏感的環境保護、居民搬遷等問題。萊比塘銅礦和密松水電站項目都曾引起當地居民的抗議，并發生過數次群體性事件，致使工程項目進度滯后。為了凸顯民主化改革姿態的吳登盛政府在發生民眾抗議事件后，直接叫停了這些當時由軍政府執政時批準的投資項目。隨后緬甸政府和當時國內主要反對黨全國民主聯盟都介入了調查，嚴重影響了萬寶礦業和中電投在緬甸的投資活動。中國在斯里蘭卡的科倫坡港口城項目也遭遇過因政府換屆帶來的政治風險。2015年1月，曾經大力支持該項目的前總統拉賈帕克薩競選連任失利，反對派指控其過度依賴中國，而冷落了另一個地區大國印度。新總統西里塞納上任后不久，就叫停了該項目，當時給出的理由是環境保護以及賬目不清等理由，但更深層次的原因無疑是西里塞納向印度示好的姿態，為了顯示其在外交政策上將平衡中國與印度兩國。但無論如何，作為投資方的中國交建集團都受到了巨大損失。

  從筆者過去一年獲得的政治和安全情報來看，中國企業和公民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面臨的安全風險持續上升，針對中國項目和公民的盜竊等治安事件和恐怖襲擊事件持續增加。毫無疑問，這對中國的海外利益保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目前中國在政治和安全方面的海外風險管理體系還處于萌芽階段。在政府層面，雖然地方政府陸續成立了海外利益保護的部門，但中央層面還沒有一個主管機構；外交領事保護經費貶值緊缺，卻需要面對數量龐大的境外中資機構和公民，這就使得領事保護中心常常力不從心；境外安全保障專門法的立法幾乎還是一片空白；國家政府間工作治安體系的執法安全合作尚未形成規范機制；境外政治和安全風險的評估和情報收集工作的及時性、準確性也亟待提高。因此，由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總理協調國家資源，是中國海外利益保護迫切需要推進的議題。在企業層面，中國企業政治風險管理和安全管理意識和投入嚴重不足，中國市場上商業情報公司、安保公司、政治咨詢公司發展十分落后，完全無法應對中國企業的現實需要。

  因此，如果中國超出海外利益保護能力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會將中國人員和資本暴露于極高的風險之中。時殷弘教授所提出的“戰略透支”，反映出部分學者對中國當前過快對外擴張之旅的憂慮?！绊w光養晦”與“有所作為”，“戰略審慎”與“戰略擴張”，中國政府在兩者之間需要高明地平衡。

  “一帶一路”需要具體行動方案

  過去三十年，以新自由主義為主導意識形態的經濟全球化在全球范圍內成為潮流。雖然08年金融危機使得新自由主義聲名狼藉，所謂的“民粹狂歡”下的英國脫歐、特朗普上臺固然暫時遏止了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深化，但資本擴張的浪潮并未退去。正如托馬斯?皮凱蒂所指出，資本占有的不平等事實上加劇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以及諸多國家內部的貧富差距。中國作為全球化的積極倡導者同樣深受其害。

  與此同時，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理念根植于約束國家力量的基礎上，其倡導的自由市場和私有產權需要以政治上的民主、法治、人權為保障。結果，威權和專制國家在融入西方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過程中政治體制不可避免受到沖擊，在中東、中亞與南美地區，原有政治格局被推翻，穩定的政治格局尚未重塑，民主參與難以彌合社會分裂，最終造成了許多國家的政治動蕩。

  全球各地此起彼伏的“反全球化”矛頭直指“新自由主義”，全球民眾對全球化所帶來的貧富差距加大和西方文化入侵不乏反感之意，威權國家、轉型國家和新興民主國家的傳統精英更是對政治體制變革深惡痛絕。

  務實的中國領導人在對外貿易和投資合作中小心翼翼地避免挑戰各國的傳統精英勢力，這使得在很多發展中國家，中國資本相比西方資本更受本國精英群體的歡迎。威權體制下的中國認為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建立在經濟發展之上，因而中國資本輸出的背后并無西方國家所常見的軟性約束條件——其不僅被西方國家的價值輸出目標所驅動，同時也出于保障國家資本安全的目的。中國顯然有自己的思考邏輯。

  中國意識到自己作為崛起的大國可以為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而“一帶一路”更是為深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負面影響較深的發展中國家提供的“中國方案”，并希冀以此作為取代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的替代方案。中國領導人在國際場合強調中國愿意成為全球化的引領者以及提出“包容性增長理念”，一方面讓一些西方國家為之一振，另一方面也讓許多發展中國家倍受鼓舞。

  不過，國際社會認為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的動機既有地緣政治上的考慮，也有國內經濟因素的驅動。因此不少國家目前看來仍處于觀望和矛盾之中，他們歡迎中國資本，但對中國“一帶一路”背后是否存在“帝國擴張”持謹慎和懷疑態度。過去三年，中國著重宣揚“一帶一路”——實際上中國的宣傳方式和內容反倒讓許多文化迥異的國家頗感奇怪，具體的行動方案亟待完善。中國不僅需要考慮如何在推進“一帶一路”中獲得顯性的收益，更需要切實保障國內資本和人員安全，大國各自勢力范圍的利益又如何得到保證，各沿線國家又如何從中獲得切實利益的詳細方案。中國應三思而后行，否則這將會是一場豪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