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lit Johri：國際商務高級研究員，牛津大學Saïd商學院牛津高級管理與領導計劃主任。專長領域包括國際商務中的戰略和領導力，公私伙伴關系，公共政策和體制改革以及新興市場等方面。

  “一帶一路”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重大戰略決策，將為貿易全球化注入新的動力，成為未來推進全球經濟發展的新引擎。“海路”和“陸路”齊驅并進，在輸出中國產能的同時，更帶動了沿岸國家的輸出和經濟發展，也彰顯著開放包容、互惠互鑒的東方智慧。

  4月21日，牛津大學MBA主任，知名戰略、市場專家Lalit Johri受邀到訪中國水泥網。在會談中，Lalit Johri也詳細談到了“一帶一路”戰略為中國國內企業“走出去”帶來的機遇與挑戰。

  Lalit Johri教授用最前沿的國際視角解答了在“一帶一路”中存在的挑戰和機會。他談到，“一帶一路”是中國提出的偉大夢想，從提出到現在參與國家數量已經由30多個變成64個，而今年5月即將在北京召開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也會有28個國家的首腦參加，未來“一帶一路”將帶來2.5萬億美元的投資，涉及300個項目，為沿線經濟注入持久活力。

  “一帶一路”創造的機遇不局限于基建領域

  Lalit Johri分析道：“‘一帶一路’的是一個非常有活力的策略，‘一帶’通過陸路，分別經巴基斯坦、中亞兩個不同方向，最終跨過英吉利海峽到英國。‘一路’則通過海路，經過東南亞，到阿曼、德國的漢堡，最終也到了英國。”

  兩條線路連接了中國和歐洲，覆蓋了非洲、中東、中亞、印度以及東南亞，連接了60多個國家。但是，在沿岸國家中，仍有70%的基礎設施建設沒有達到標準，道路和港口設施的建設和完善需要大量的資本投入，預計總額將達到2.5萬億美元。

  有基于此，業內專家紛紛指出，隨著“一帶一路”的推進，沿線與基建相關的建筑、建材及工程機械等領域將迎來井噴式發展。然而，Lalit Johri認為，“一帶一路”帶來的機遇并不僅限于此。

  首先，“一帶一路”發展目標的實現，需要以建立信息高速公路，實現互聯互通為前提，在此基礎上為沿線主要區域提供信息化服務，由此將極大帶動沿線信息通道建設步伐。事實上，目前中國已經發射多顆衛星用于加強沿線信息連接，未來“一帶一路”沿線信息領域發展將值得期待。

  其次，作為一項耗資數萬億美元宏觀項目，“一帶一路”建設需要來自亞投行、絲路基金、當地基金等金融機構的保駕護航。目前的300個項目大部分都是基礎設施建設，其中大多數將會被中國的建筑公司所承建，在這一過程中，通過整個金融的流動帶動將沿岸國家金融的發展和復興。

  最后，大型的IT公司將大有可為。Lalit Johri指出，“一帶一路”貿易過程涉及60多個國家50多種語言，文化、配套設施、商業領域有很多的信息不對稱，尤其在報關、通關、信息服務、物流運輸動態更新等方面將為大型IT公司提供巨大的機會。

  在過去的國際化貿易中，發展快的國家是受益方，但發展慢的國家僅是勞動力、低價產品和低技能的輸出。Lalit Johri認為，“一帶一路”是一項全方位的經濟建設方案，將為沿線基建、金融、信息建設等方面的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一帶一路”不是中國的產能輸出，而是帶動沿岸國家的貿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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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將會看到，西方人會用上中國的計算機，中國人可以喝斯里蘭卡的茶、穿孟加拉的衣服，開著歐洲的汽車。”Lalit Johri說到。

  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仍有三大問題待解

  “一帶一路”是中國的大戰略，涉及眾多產業和巨量的要素調動，這其間產生的各種機遇不可估量，但Lalit Johri認為，標準不統一、國際關系復雜、人才支撐不足、與中國團隊交流合作的語言、文化和技術障礙都是當下亟需解決的問題，尤其是人才匱乏的問題，將是最嚴峻的阻礙。Lalit Johri表示：教育是“一帶一路”戰略的一個重要支點。

  第一，沿岸的60多個國家中，基礎設施建設、互聯互通中的標準是不一樣的。“十萬噸的船在上海3天就能裝卸完畢，但是同樣的十萬噸到了印度孟買，卻需要11天。基礎設施差別更大，有的路是10英尺寬的，有的40英尺，離標準的60英尺寬的還相差甚遠”Lalit Johri說到，“一帶一路”時間跨度超過20年，高質量的基礎設施非常重要。

  第二，“一帶一路”過程中的政治因素、國際關系的變化也將是不可忽視的挑戰。Lalit Johri指出，受制于歷史因素及地緣政治因素，“一帶一路”沿線并非每個國家都互相友好，導致“一帶一路”在實施過程中面臨更多不可控的政治因素。在這樣的大環境中，各國對“一帶一路”保持一個統一的認識將非常關鍵。

  第三，“一帶一路”涉及60多個沿線國家，各國政治、法律、社會和文化差異甚大，要實現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人的因素是重要環節也是關鍵支撐。Lalit Johri指出，在以往，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建廠，多采用從國內輸出人才的模式，但是這一方式不具備長久性。一方面，國內人才有限；另一方面“一帶一路”需要實現與沿線國家在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深度融合，在項目屬地化的過程中，需要培養當地的年輕人來熟悉“一帶一路”的政策以及擔任項目的領導組織。

  當然，目前中國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并開展了相關的人才培養工作。據Lalit Johri的介紹，北京大學牛津校區已經落地，他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學校都加入其中。

  中國企業如何走出去？

  Lalit Johri：“‘一帶一路’最大的特點是面向所有人，不管窮人還是富人，不管是什么職業都可以參與其中，這是一個全新的理念，也將帶來無數的機遇”。在這樣的大環境中，中國企業如何參與全球化市場競爭，如何抓住機會，將是一個重大的課題。

  Lalit Johri認為，在“一帶一路”中能夠受益的直接可能是建筑公司、建筑材料公司，因為在一帶一路中涉及到很多的基礎設施建設。像連接巴基斯坦瓜達爾港和新疆喀什的中巴鐵路、另外印度未來的幾年內將建成50多個機場30多個港口，都將為當地人創造就業的機會，也為中國企業提供機遇。

  中國的企業要“走出去”有兩個方式，一是從國家的角度看，印度、伊朗這些大國可能成為不錯的選擇，中國企業可以把現有成熟平臺的技術或營運模式進行屬地化，提供屬地化的服務，融入當地的商業環境；還有一個方式是從項目角度看，比如緬甸跨過孟加拉到印度的公路，可能分了7-8個標段，每個標段有不同的承包商，中國企業應該考慮怎么去跟承包商去溝通、合作。

  對于水泥行業走出去，Lalit Johri認為，現在中國水泥企業在中亞、非洲的項目比較單一，中國水泥企業在國外能夠生存落地，要控制成本，提高質量，還有就是加快速度。

  Lalit Johri 強調，“一帶一路”多數是20年以上的項目，長遠來看，任何一家公司如果能夠提供信息服務，低成本物流以及更簡單、安全的金融服務，都能搭上“一帶一路”這趟列車并獲得機會。然而，我們也要看到“一帶一路”發展過程中企業面臨的人才困境掣肘著其國際化經營的腳步，對中國企業進一步“走出去”形成了巨大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