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印發的《關于批轉促進就業規劃(2011—2015年)的通知》提出，“十二五”期間，我國將形成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職工工資收入水平合理較快增長，最低工資標準年均增長13%以上，絕大多數地區最低工資標準達到當地城鎮從業人員平均工資的40%以上。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以年均9.9%的經濟增長速度快速發展。但高速發展背后，城鎮從業人員工資水平卻總體增長偏慢，部分職工工資增長速度跟不上物價上漲速度，由此導致部分勞動者實際生活水平下降。

　　之所以提出最低工資標準增長13%以上，就是要使最低工資提高速度適當快于社會平均工資增長速度。就“十一五”時期看，最低工資標準累計調整了3.2次，年均增長了12.9%(其中含2009年金融危機暫停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因此，“十二五”期間如沒有大的國際經濟危機沖擊，這一預期性指標是完全能實現的。

　　第二個指標是絕大多數地區最低工資標準達到當地城鎮從業人員平均工資的40%以上。國際上大多數國家都實行了最低工資制度，最低工資標準大體上都相當于社會平均工資的40%～60%.我國作為剛進入中等收入行列的國家，在“十二五”期末，最低工資標準達到社會平均工資的40%以上，既有這個需要，也具有可行性。

　　對用人單位各類中、低層級的勞動者的工資，在勞動生產率提高、企業經濟效益增長的基礎上，要有一個合理增長。在企業經濟效益增長的基礎上，根據不同行業、企業的情況，主要通過建立勞資平等協商制度形成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尤其要把中低端崗位勞動者工資增長作為集體協商的重要內容。

　　政府應幫助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改善生產經營環境，進一步減輕其稅費負擔，使之有能力給員工合理增加工資。對國有企業，則需按工資總額預算管理等辦法來區別安排工資增長。從整個社會平均工資增長速度看，就是要使“勞動報酬增長與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其中，重點是讓普通職工的工資增長稍快于平均工資的增長。

　　需要強調的是，在初次分配領域，政府決不能用強制性的行政手段要求企業漲工資，不能走計劃經濟的老路，必須用市場經濟的方式方法來貫徹。

　　按照《勞動合同法》，各類企業都可以實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而重點要做的領域在非公企業。在國有單位，則要根據具體情況區別對待。某些競爭性領域國有企業，可通過工資集體協商合理調整企業內部工資結構，提高農民工、勞務派遣人員的工資水平，理順內部分配關系;而一些壟斷行業企業，更多需要實行廠務公開，加強工資分配管理和監督，而不是要求他們去漲已經很高的工資。

　　我國高收入的壟斷行業的工資就是要慢漲或少漲，個別壟斷行業可暫時不漲。從2009年開始，國資委對央企薪酬制度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對央企工資實施“雙控制”：工資總量控制和人均工資控制。據我所知，還在繼續落實之中。今后應進一步做好有關調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