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上海正式啟動試行《企業各類人才柔性辦理申領基本養老金手續的試行意見》，其中“柔性原則”既包含滿足按時退休人群的要求，又使那些希望繼續工作并有意愿延遲領取養老金的人群能夠獲得延遲。在此之前，有關“延遲退休”的話題引發廣泛熱議，并形成擁護和反對兩大觀點。

　　是否延遲退休雖然直接關系到養老金的發放，但根本上還是就業人口年齡結構的再調整。近年來，隨著我國老齡化社會進程加快，“未富先老”帶來的養老壓力引發了各界的普遍擔憂。這種階段性的矛盾集中表現為兩點：一是就業領域專業人才短缺與普通勞動力過剩并存，二是社保領域的養老保險基金空賬嚴重難以適應養老金標準不斷增長的現實。上海“柔性”的“延遲退休”能否成為解決問題的良藥，關鍵在于厘清三個方面：

　　其一，“延遲退休”是著眼于緩解養老壓力還是著重于調整人力資源結構。客觀上講，勞動者延遲退休確實能緩解一段時期內的養老金支付壓力，但長期來看，由于養老金繳費時間越長領取的標準越高，如果勞動者平均壽命沒有變化的話，個人養老金總量在理論上并不能顯著減少，因此，用延遲退休來減輕養老金壓力一說并不科學。既然如此，延遲退休只能著重于因應經濟社會的變化，著重于盤活人力資源。因此，一部分人不得不延遲退休乃是因為該類人才短缺，這是采取“延遲退休”措施的前提。

　　其二，“延遲退休”是“柔性”的選擇還是“硬性”的規定。顯然，“柔性”相對于“硬性”而言，后者是全體勞動者無條件地按規定集體延遲退休，而前者則是有差別的個體自愿延遲退休。事實上，隨著社會化大生產和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現代社會生產的分工日益多元化，不同職業的人力資源表現出巨大的差異性，對不同職業的差別化退休提出了要求：一方面，一些高技術專業人才培養周期長，若按原來規定年齡退休，不可避免出現了“受教育程度越高，服務社會時間越短”的現象；另一方面，大量普通勞動者因技術層次提升不足，也屢屢出現中年難就業、甚至提前失業的現象，需要盡早獲取社會保障。這樣一來，一刀切地延遲退休和一刀切的按原有年齡退休都是不科學的，因此必須是“柔性”的、有差別的。

　　其三，“延遲退休”是勞動者的一項勞動權利還是勞動者必須遵守的義務。從根本上講，延遲退休應當是勞動者的一項權利，而非義務，更不應成為一項特權。此前，輿論擔憂公職人員會因此貪戀權位，并非完全沒有道理。延遲退休應該是有條件的，那就是，延遲退休的對象必須規避政策的制定者，即公職人員，同時，它也必須限定在一小部分“緊缺人才”范圍之內，做到可以退休的一定按時退休，可退可不退也要按時退休，而不可替代的頂級人才可以在自愿的基礎上延遲退休。延遲退休者暫不領取養老金，但享受應有的勞動報酬，同時，其收入必須接受社會的監督，以確保其收入狀況的合法透明。

　　較之籠統的“延遲退休”概念，上海此次更強調“柔性”，因此具有更強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其成效如何，是否能夠為面臨老齡化挑戰的中國提供人力資源方面的借鑒，與其徒廢口水爭議，倒不如在試行中總結經驗和教訓。簡單來講，讓專業技術人才有市場，讓普通勞動者有保障，是試行“柔性延遲退休”必須遵守的原則，唯此，方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其積極作用，同時避免傷害到普通勞動者的正當權益。